张紫薇 牛风蕊 | 究竟是什么影响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基于省份、院校特征与教育经费收入的关联性分析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2.12

摘要

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展开对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受院校特征和省份特征两个主效应及跨院校-省份特征间交互作用的共同影响；院校特征（学校规模、学校层次等）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但其影响作用受省份层面因素的约束与调整；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分担能力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但政府财政能力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且政府教育财政政策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具有负向影响。

关键词

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省份特征；院校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

经费不仅是教育事业赖以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还是影响教育规模扩大和教育质量提升的最直接的物质因素。随着我国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张以及对教育质量要求的提高，教育经费需求总量及占GDP的比重仍将继续上升，持续提高的经费需求和有限的经费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仍将是教育系统面临的长期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教育经费投入水平逐年提高，但受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财政政策、高校办学层次、质量等因素影响，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呈现出普遍短缺且极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高校所能获得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学费、公用经费支出等经费投入水平和来源去向结构等差异较大，即使同一地区、同一层次、同一类别高校也存有较大个体差异。因此，在我国财政教育投入的后4%时代及地方院校转型之际，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规模与结构特点，以优化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支机制，最终促进地方普通高校的均衡发展。

对于教育经费差异的研究聚焦在教育经费如何分配、教育经费均衡性与失衡性、教育经费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侧重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探讨教育经费差异。国外学者早期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一元回归或多元回归法探讨财政分权、转移支付、政府财政行为等变量对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或支出差异的影响效应；随着统计方法的不断进展，研究者开始引入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等更为严谨的统计方法，分析引起高等教育经费差异的影响要素。国内学者以地区差异和校级差异为基础，立足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的特殊性，运用分项收入分解法、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地方政府晋升与竞争机制、院校类别等要素对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差异的影响。

以往对高等教育经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侧重在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等地区及省际差异的探讨，或是仅仅区分中央部属和地方属高校之间教育经费的校际差异。随着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模式越来越多元化，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不仅与政府财政投入水平、隶属关系等密切相关，还受到其办学类型、性质类别、层次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以全国31个省市1608所地方普通高校为对象，探讨影响高等教育经费收入的地区、院校层面的多重要素，分析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地方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收入水平？这些因素在地方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收入中发挥多少作用？又如何发挥作用？

二、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多个渠道：地方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数据来自2014年《全国教育经费基层报表》和2015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高校专业结构数据来自教育部2014年《高校与编码》数据；地方经济、财政、人口等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5年《中国财政年鉴》数据。

（二）变量设置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地方普通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反映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的充足性；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反映政府财政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水平；生均事业收入反映与地方普通高校教学和科研活动相关的费用。

自变量主要包括省份特征和院校特征两个层面的相关变量。

省份特征层面主要包括4个因素。①地方经济状况：地方经济发展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综合实力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对高校大学生的潜在需求，本研究以人均GDP水平进行衡量。②财政制度与财政能力：高等教育财政分权制度是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的关键要素，而政府财政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对教育财政的支出水平，本研究采用财政分权度和财政收入能力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其中财政分权度参考宗晓华以省份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来衡量，比值越高反映省份财政分权度越高；财政收入能力以省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③政府投入意愿：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偏好，直接制约地方高等教育供给数量与质量，也是影响省份间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本研究采用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努力程度和地方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的倾斜度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其中政府对教育的努力程度以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比值越高表明地方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越高；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的倾斜度以地方普通高校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收入占地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比重来衡量，比值越高表明地方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资偏好越高。④居民成本分担能力：随着我国高校学费逐年上涨，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可能影响不同家庭的高等教育选择和需求，本研究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作为代理指标。

院校特征层面，我国高等教育现行“生均经费+专项补助”拨款模式，依据高校学生人数、层次、类别、学科专业等因素进行拨款，因此院校特征影响院校经费筹措能力。本研究选用以下6个指标作为院校特征的代理变量。①隶属关系：依据院校举办者类型，分为省级教育部门、省级其他部门、地级教育部门、地级其他部门。②专业结构：依据院校学科建设特色，分为综合大学、理工院校、农业院校、林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语文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体育院校、艺术院校、民族院校。③学校层次：依据院校层次，分为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④学校类别：依据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的外部评价，分为“211工程”院校和非“211工程”院校。⑤学校规模：以地方普通高校的在校学生数量衡量学校规模，在校学生数=（年初折合学生数*8+年末折合学生数*4）/12；为探讨教育经费收入是否随学生数量增减而出现非线性特征，本研究引入在校学生数的平方项。⑥生师比：以在校学生数与在校教师数的比值进行衡量，在校教师数运用年初在职教职工和年末在职教职工数的平均数进行统计，在校学生数统计同⑤。

表1概括了相关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从表中数据可知，地方普通高校隶属关系以省级教育部门较多，占样本总数的46.77%；专业结构以理工和综合类学科为主；学校层次以高职高专院校较多；学校类别中“211工程”院校仅有26所，占比不足2%；在校生数平均为13203人；生师比平均为14.85。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探讨包括院校特征和省份特征两个层面的变量数据，即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既受院校自身特征影响，又受院校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制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这种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由于其违背误差项独立和同方差等假设，不宜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而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HLM）可以通过数据分层有效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实现对各层次和跨层次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因此本研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对地方教育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本研究主要分3个步骤进行：①构建没有任何自变量的零模型，以检验是否有必要建立多层线性模型；②引入院校特征变量，构建随机系数模型，探索院校特征的截距和斜率在省份特征上的变异；③引入省份特征变量，构建完整的多层线性模型。

三、实证研究模型及结果

笔者分别构建地方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HLM模型、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HLM模型和生均事业收入HLM模型。为消除变量间量纲的影响及克服数据的异方差性，对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事业收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成本分担能力、学校规模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一）零模型分析

零模型是层1和层2不包含任何自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数据可知：地方普通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的零模型的卡方检验p值均小于0.001，说明地方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收入水平在层2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得到的组内方差为0.250，组间方差为0.107，组内相关系数ICC=0.107/(0.107+0.250)=0.301，表示地方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的差异有30.1%来源于省份特征变量的影响，有69.9%来源于院校特征变量的影响。同理得出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的组内相关系数ICC分别为0.248和0.193。零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是完全必要的。

（二）随机系数模型分析

随机系数模型是在层1模型中逐步引入院校特征变量，并将院校层次的连续变量以总体均值进行对中处理。以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HLM为例，随机系数模型设计如下。

表3揭示了随机系数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模型（1）得到的截距系数、学校层次、学校类别、学校规模、生师比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省份之间的随机效应是显著的，因此，在完全模型中将保留这些变量，并在层2模型中设置随机效应，纳入省份特征变量进行进一步解释。模型（1）中的自变量隶属关系、专业结构的部分变量回归系数统计不显著，为避免信度过小等问题，层2模型中可将其设定为固定参数，不纳入省份特征的变量。同理，根据模型（2）和模型（3）的统计结果，设置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生均事业收入层2模型变量。

（三）完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完全多层线性模型在层2模型中引入省份特征的变量，以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HLM为例，完全模型的层2模型（层1模型同随机系数模型）设计如下。

表4显示了二层完全模型的分析结果，对院校特征、省份特征和跨院校-省份特征自变量的结果解释如下。

1. 院校特征的检验结果。模型（4）（5）（6）的结果表明，层1变量隶属关系、专业结构、学校层次、学校类别、学校规模、生师比对地方普通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就不同隶属关系的院校而言：相比地级教育部门院校，地级其他部门院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和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显著更低；省级教育部门院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和生均事业收入显著更高；省级其他部门院校的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显著低于地级教育部门院校，但其生均事业收入水平则显著较高。就不同专业结构的院校而言：相比综合院校，理工院校、医药院校、艺术院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均显著更高；而林业院校、民族院校与综合院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生均事业收入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就不同学校层次和类别的院校而言：普通本科院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比高职高专分别高31.5%、40.6%、6.5%；“211工程”院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比非“211工程”院校分别高20.0%、23.3%、15.3%，可见，相比高职高专、非“211工程”院校，普通本科、“211工程”院校的教育经费收入显著更高。从学校规模一次项和平方项的统计结果看：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水平随学生数量的增加存在非线性关系，呈现U型规律，即经费收入水平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从生师比的回归系数看：生师比的提高对于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具有显著的增量影响，生师比每提高一个单位，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提高16.3%，但生师比对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生均事业收入不存在显著作用。

2. 省份特征的检验结果。层2省份特征统计结果反映的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度等变量对层1模型中截距（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的均值）的影响。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看：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居民成本分担能力对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的均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越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的均值越高；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对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的均值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看：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成本分担能力对省份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均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对教育的努力程度、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模型（6）的回归结果看：引入完全线性模型后，除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外，层1的截距系数、财政收入能力、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的统计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层2省份特征变量对生均事业收入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模型（4）（5）（6）中，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投入的倾斜度的统计结果始终统计为负值，且均在0.05的水平上达到统计显著，这表明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具有一定的负向激励作用。

3. 跨院校-省份特征调节检验结果。跨院校-省份特征统计结果揭示的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等变量对层1模型中斜率（学校规模、生师比）的影响，结果如下。

从学校规模的斜率模型看：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居民成本分担能力能够调节学校规模对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使学校规模对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系数降低0.324和0.483，表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削弱了学校规模与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正向关联，这意味着，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地方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要小很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和居民成本分担能力强化了学校规模与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正向关联，从数值上，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比居民成本分担能力的影响效应较大。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分别使学校规模对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系数提高了1.374和1.643，表明随着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收入比例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不同规模地方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差距。

从生师比的斜率模型看：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弱化了生师比与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正向关联，表明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随着生师比的提高，地方普通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的增长变弱。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对生师比与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影响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政府的投入倾斜度在不同质量的地方普通高校间产生显著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投入教育经费时并未充分考虑到不同质量院校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院校特征和省份因素影响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的两条途径和机制：一是院校隶属关系、专业结构等自身特点直接对高校教育经费收入的影响效应；二是省份外部经济发展环境和政府财政制度等对高校教育经费收入的作用机制。以往研究反复证实了后者，本研究则深度探讨了前者，并揭示了省份因素影响地方教育经费收入的双重逻辑与过程，主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院校特征整体来看，地方普通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的差异中，三者分别约有69.9%、75.2%、80.7%源于院校特征的作用，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生均事业收入三项的校间差异占比逐渐增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院校特征对生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事业收入影响程度较高？这应与我国高校财政的倾斜性投入机制相关，各级政府在分配有限的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时，往往依据“效益优先”原则，资金流向倾向于“211工程”院校、重点本科院校等，一些在学科建设、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竞争能力偏弱的普通本科或高职高专院校，其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收入往往受限，尤其是与教学和科研活动经费息息相关的生均事业收入更存在较大落差。此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作为地方普通高校自身需通过学科建设、科研竞争、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等能力的提升，来争取来自各级政府的科研经费拨款和专项经费资助等。

从学校规模与教育经费收入的关系来看，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在学校规模发展过程中呈现U型规律，这与鲍威和刘艳辉，孙凯和张劲英等人的研究结论不同。他们的研究引入了学生数量的一次项，学生数与生均教育经费有反向关系，本研究引入二次项后得出教育经费收入与学生数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教育经费水平随着学生规模发展先下降后上升。这一结论看似与高等院校发展过程中的规模经济理论相矛盾，实际上，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随着学生数量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这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政策以及“综合定额加专项经费”的拨款体制有关。地方普通高校在初期学生数量较少时，扩大学校规模短时间内并不能引起教育经费投入；但当地方普通高校学校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财政拨款成为其教育经费收入主要来源，其他渠道教育经费收入相对饱和，在此形势下，由于现行拨款机制粗放的拨款公式和缺乏规模效益的激励机制，直接导致部分高校试图通过扩张学生规模来增加教育经费收入。

从生师比与教育经费收入的关系看，研究发现地方普通高校存在生师比越高教育经费收入越高的反常现象，可能的原因是较高的生师比主要由增加学生数量造成，从而带来教育经费收入的增加，进一步验证了以学生人数为主要依据进行财政拨款的不合理性。此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目前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机制并不会促使部分地方普通高校自然地停止扩张，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普通高校主要管理者和投资者，一方面应采取相应监督管理制度促使地方普通高校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完善综合定额生均拨款标准，利用绩效拨款对地方普通高校办学进行引导，逐步建立财政拨款与绩效挂钩机制，激励地方普通高校由扩大规模为主的外延式增长，转向通过提高教育质量增加教育科研经费、社会捐赠等多元收入来源的内涵式增长。

第二，从省份因素整体来看，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分担能力是省份特征影响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的重要因素。人均GDP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李振宇、彭从兵和袁连生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人均GDP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地方经济和个人高等教育支付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地方普通高校“政府投入” 和“个人投入”的基础，所以人均GDP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水平越高。

从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分权体制两个因素来看，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对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财政分权制度则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对教育的努力程度、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些结论与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和国际经验不符，但却支持了钱颖一等学者提出的“中国式财政分权”观点——在我国财政分权和行政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晋升与激励体制使得公共品供给偏离最优水平。政府对教育努力程度以及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的挤出效应，也反映了政府部分政策与行为可能加剧了某些地方普通高校对政府投资的财政依赖程度，不符合地方普通高校多元化筹措教育经费的改革趋势。因此，如何改变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体制，地方政府又该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经费长效投入机制，将成为未来教育财政政策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第三，虽然院校特征（学校规模、生师比等）对于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的影响相当显著，但院校特征的影响作用会受到省份外部因素的约束与调整。也就是说，省份特征因素对教育经费收入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不同省份导致教育经费收入不同，还体现在省份特征因素可以调节院校特征因素的影响效应，从而起到对教育经费收入的多重影响作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学校规模、学生质量造成的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反常增长现象具有减缓效应，这与我国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率先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现实形势是相吻合的。但是，政府对地方普通高校的投入倾斜度对学校规模引起的教育经费收入增长则存在加强作用，并不能调节生师比对教育经费收入的反向影响，这一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反映了地方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投入过程中存在政府调节失灵现象。此实证结果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实践启示如下：一方面，政府需根据地方普通高校禀赋条件、学科特色、办学定位等制定分类的评价标准，同时实施“强者全面发力，弱者彰显特色”的扶持政策，动态调整财政资金倾斜配置模式，以增强政府在地方普通高校发展中的顶层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推动市场竞争在教育经费资源配置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缓解政府调节失灵现象。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中，减少地方普通高校对政府财政投入、学杂费收入的过度依赖，增强其从市场、企业、社会团体等渠道筹措资金的能力，并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以减少地方普通高校通过盲目扩招填补经费缺口的行为。

作者

张紫薇，广州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广东广州　510070

牛风蕊，福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福建福州　350116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2期第63-69页、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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